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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微尼斯人娱乐4成以上公务员认为自己社会贡

发布时间:2019-09-12 07:49编辑:澳门微尼斯人娱乐浏览(185)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特约撰稿叶雨岑 | 北京报道

    2月10日,云南省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伍皓通过微博公布了自己的公务用车车号“云G99099”,意在让公众监督。然而,这一举动却引来公众对其“违规”配备公车的质疑。

    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被视为为舆论“降温”。

    14日,伍皓发表长微博文章“微改革:改变中国 改变未来”,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对质疑做出回应。伍皓表示“公开、透明,引入公众监督”是其倡导微改革的主要方向,而公示公车只是其中的一个举措。

    社会各界对于全会上将重点研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有不小的预期。

    17日,针对有媒体关于“中央文件规定副省部级以下不能配备公车”的报道,伍皓通过微博再度作出回应。以下为全文内容。

    2月26日,这份报纸发表社评《机构改革不必强求舆论的满堂彩》写道: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舆论界如今有更强大的“猜想力”。按照一些人的期待, 国务院机构调整的幅度越大越像改革,“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成熟先行”的机构改革原则未必能让他们兴奋起来。中国今后的改革越来越难引起舆论的轰动,多数 情况下,实际推出的改革会让舆论感觉“不过瘾”。

    “副省部级以下不能配公车”系误传――伍皓答记者问

    十八大之后,改革的讨论持续加温,舆论的期待也在不断拔高。《环球时报》对于舆论“猜想力”的提醒,对于改革“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却未必会让舆论感觉“过瘾”的“预防针”,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当下社会对于改革的复杂心态。

    大年初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宣传部对公车进行封存,并向社会进行公告,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随后,有媒体报道称,封存公车并向社会公告应受欢迎,但按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副省部级以下根本就不能配备公车。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教研室主任王占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某种程度上,现在和上世纪80年代一样,呼唤改革的共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对于怎样继续推进改革的看法则比较多样。”

    我们有很多的媒体人,还有很多的网民,喜欢盲目跟风、人云亦云,有人说一句:“中央有明文规定,副省部级以下不能配公车”,他就信以为真:“是呀,你不过是个厅级干部,连配备公车的资格都没有,还搞什么公车改革!”在中国,尽碰上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他们宁愿轻信,自己明明有能力可以核实、求证,但是就懒得去核什么实、求什么证,他们只愿意跟着别人瞎起哄,因为起哄最不费力气又有热闹看。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的这种劣根性曾有过入木三分的刻画,学者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群氓主义”。

    官员“微改革”,舆论不买账

    “副省部级以下不能配公车”的说法纯系误传

    2月10日,农历大年初一。静默许久的网络名人、云南红河州委宣传部部长伍皓再次成为焦点。伍皓要求红河州委宣传部公布了自己的公车牌号:“禁止公车私用从我做起,求大家监督我”。

    我实在想不通,那些成千上万跟风炒作“副省部级以下不能配公车”的媒体和网民,就没一个人动动念头:既然说是中央的明文规定,那查一查中央文件到底怎么规定的、原话究竟怎么说的呢?这一点都不费事呀,现在政务信息公开程度已经很高了,中央文件特别是政策法规性文件,都公布在网上的。当我第一眼看到说我们配备公车违规的报道时,根本就没当回事,这么明显的讹误,稍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还用得着费口舌去解释吗?所以接受采访时我说,这样的报道“幼稚,可笑”,没有太大的回应的必要。我们部里的公车是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了审批、备案程序的,身正不怕影子歪,谣言会不攻自破的。我这么想着。但事实上我还真想错了,这成千上万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同胞,还真就没几个肯举手之劳去查查中央文件究竟有没有“副省部级以下不能配公车”这一规定的。两天来,这一明显讹误的说法还愈演愈烈、甚嚣尘上了。

    而网上舆论对伍皓的“高姿态”并不买账,批评质疑声绕过“公开车牌”,直逼“中央文件规定副省部级以下不能配备专车”。虽然伍皓辩驳自己正是在践行中央文件的精神,并指出质疑者混淆了“公车”和“专车”的概念,但从其微博的转发量来看,响应者寥寥。

    既然大家都懒得自己动手去查询中央文件,那只好我来帮大家澄清一下讹误吧。目前,全国各地对公务用车配备和使用的管理,依据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中办发〔2011〕2号),这是关于公务用车的最新管理规定。

    伍皓撰文回应媒体,“本想破个冰,开全国公示公车之先河,想不到却把自己掉冰窟窿里”。

    实际上,把中央的这个《管理办法》从头到尾一个字不拉地读完,也没有任何一处提及哪个级别才可以配备公务用车。相反,《办法》明确了“分级管理”的基本原则。《办法》第四条规定:“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实行分级管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主管部门负责本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工作。”所谓“分级管理”,就是中央管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用车、省管省直机关的公务用车、州市管州市的公务用车、县管县的、乡管乡的。大家想想啊,如果真如传言所说,省部以下根本就不允许配车,还出台这个“分级管理”的办法干什么呢?

    公车改革曾经掀起热潮,这也许又会提供一个尴尬注脚。

    因此,“副省部级以下不能配公车”的说法纯系误传,混淆了“专车”、“公务用车”、“分级管理”等概念,是对中办发2号文件的曲解。

    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以此为起点,我国公车改革已经进入第20个年头。

    其实,北京青年报最初的评论,说的是“省部级以下不能配专车”,但在传播过程中,被以讹传讹成了“省部级以下不能配公车”。我认为,中办发2号文实际上是一个指导全国公车改革的“顶层设计”,其中禁止公车私用、节日封存、使用登记公示、社会监督等制度,都是今后公车改革的主要方向。这个文件虽没再提及“专车”一词,但对所有公车均提出了集中管理的普遍原则。我也是坚决反对“公车专车化”的,并在实践中当作公车改革的突破口。

    在媒体报道中,公车改革曾掀起数次高潮。例如1998年的改革,除了诸多中央部委,黑龙江、浙江、重庆等省市部分地区也纷纷加入试点;2001 年的改革浪潮则涵盖了江苏省江阴和300多个乡镇、湖南资兴、浙江杭州和义乌等地;2004年掀起的浪潮范围更广,涉及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20多个 省市。

    “顶层设计”需要基层“微改革”相配合

    这些改革中,最为普遍的形式之一是以货币化补贴替代公车,而这种改革又招来质疑。例如,2009年7月被叫停的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因其区委书记和区长每年获车补8万元,引起舆论热议。尽管当地官方举证证明改革后的支出比过去省钱,但仍抵不过沸腾的舆论。

    现在一些媒体和网民纠缠不清的主要是:你配备的公车本来就是不合理的,你还有什么资格来对公车管理进行改革!且不说所谓“地厅级配公车违规”的说法纯属对中央文件的曲解和误传,就这逻辑本身也是十分可笑和荒唐的。为什么要改革?改革是为了什么?正是因为现状不合理才需要改革,现状如果是合理的还改什么革,那不是瞎折腾吗!因为不合理、不合规,所以你就不能去改革,这是什么逻辑!因为有不合理、不合规的东西存在,于是你就没有资格去改革了,只能让不合理、不合规继续存在下去?

    在批评者看来,并非舆论挑剔,而是因为这种改革有将公车福利直接变现的味道,通过改革,本来就受质疑的公车使用,反倒利用货币补贴这一政策合法化了。

    所以,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才能让《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中办发〔2011〕2号)的各项规定真正得到贯彻执行、真正落到实处。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央已经有了规定,但现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现实状况跟中央的规定还有很大的差距,那怎么办呢?就要通过一个一个的“微改革”,一步一步地达成中央制度设计的目标。这就是我所主张的,中央有了改革的“顶层设计”之后,还需要有基层“微改革”的行动和实践,否则“顶层设计”也会沦为空架子。如果中央今天作出一个顶层制度设计,明天全国都能按制度设计不折不扣做到了,那确实也就不需要基层去搞什么“微改革”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啊。从制度设计到达成设计目标,总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很多网民的逻辑恰恰是,中央都有顶层设计了,你们咋还这样啊!别说政治体制改革这么复杂的事了,就是修一栋房子,图纸画好就建成了?

    对于公车改革的态度,或许能反映近年来舆论对于改革的多样的态度。

    很多媒体说我们节日封存公车并进行公示,是了不起的创造。这样的高帽子也让我哭笑不得。这哪是我们的什么创造啊,大家认真看看这个中办发2号文件,第十四条规定:“党政机关应当加强公务用车使用管理,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公务用车,不得公车私用,并接受社会监督。”第十五条规定,“严格公务用车使用登记和公示制度,严格登记和公示用车时间、事由、地点、里程、油耗、费用等信息。一般公务用车严格实行回单位停放制度,节假日期间除特殊工作需要外应当封存停驶。”因此,我们红河州委宣传部的做法,根本就不是什么别出心裁、哗众取宠,我们这样做只不过是真正把《办法》的规定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落实的实际行动而已。中央的“顶层制度设计”出来之后,基层要实施起来就得去改变现有的那些不符合“顶层制度”要求的方面,就需要去“微改革”,那么这个过程就必然是有的人走得快一点,有的人会慢一点。仅此而已。

    2012年7月20日,《工人日报》发表题为《改革新政甫一出台被质疑 “一步到位”心态很天真》的评论。文章说,时下,一项改革新政甫一出台,不被质疑、不被挑刺,几乎是奢望。“作秀”、“治标不治本”、“隔靴骚痒”等质 疑,屡屡让改革者身陷百口莫辩的境地,且这种习惯性质疑大有蔓延之势。

    “渴望有一个安安静静的环境好好干点事”

    王占阳说:“因为需要靠改革解决的问题较多,有些是老问题,有些是解决问题中出现的新问题,所以社会的整体心态非常着急。由此带来的影响是,改革被放在很大的压力之下,对于改革的期待焦急中常带有某种激进和简单化的色彩。”

    还有两点我必须做出澄清和解释:第一,关于对我们炒作、作秀的指责。事实上,中办发2号文件出台之后,我们就开始严格按这个文件执行,每个长假都封存公车并按这个文件的要求向社会公示。已经执行了两年。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到,我们第一次公示公车车牌是2011年的国庆长假,也就是中央这个文件出台的当年,我们就落实到位。两年来,我们也仅仅是按中央文件的要求去做而已,封存后就公示在我们的官方微博上,从来没有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一下。这次可能碰巧撞上中央狠抓“八项规定”贯彻落实形成的舆论大氛围,春节的这一次公示,媒体就觉得是个新闻,在我们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就报道出去了,并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说我们有意炒作、作秀,实在是冤枉了;

    作为地方官员的伍皓对改革的舆论环境也有深切感受:“不像过去,只要改革,舆论就支持,现在推出任何改革,哪怕只是一项很小很小的改革,反对的、质疑的、看笑话的、挑刺的,什么都会有。”

    第二,关于我个人标新立异、出风头的指责。就更冤枉了。大家查查大年初一我们发布的公告,完全是按照两年来的惯例,是再正常不过的单位行为、公务行为、制度行为,里面根本就没有出现我个人的名字。也许是媒体觉得“红河州委宣传部”是一个小地方的小单位,报道了也引不起什么关注,而我伍皓这两个字还有点眼球效应,根本没跟我商量一下,就把我的名字拎上了大标题。殊不知这样一来,一个正常的单位行为、公务行为、制度行为,硬生生被媒体搞成了我的个人行为。

    他说,改革的风险比过去要大得多,所以“聪明人”就一点不动,就个人来说,观望的风险成本“低”。

    我到红河工作之后,一直告诫自己,老老实实向当地干部学习,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点事,安安静静研究思考些问题。这下可好,两年来的“闭关修炼”,前功尽弃了。我甚至把个人微博也关闭了,转成了部里的官方微博,都沉寂两年多了,这突然间又“惊天动地”一回,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又耐不住寂寞了呢。你说我这回放出的重磅炸弹,正面舆情远远超过了负面质疑,有点质疑也正常,总的来说是很好地树立了云南干部的良好形象。但是,我真的更渴望有一个安安静静的环境好好干点事。给老百姓做些实事,远比去赢取个人的虚名要重要得多。我是领导干部,干部干部,要干实事才叫干部。所以,请求媒体真的不要盯着我个人,想要报道,就报道我们红河州。红河州是云南省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州市,非常有新闻价值的改革新举措是很多的。媒体光盯着个人,不厌其烦,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你们都往报纸、网络上整,那就真的是炒作,不是正常的新闻报道啊!读者看多了也厌烦呀。我也出身于媒体,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我这个观点?

    “现在面临的问题复杂了,环境、条件等也变了,改革已不可太能像改革初期那样整齐划一、气吞山河、大开大合、大破大立了,因为对改革的要求高 了,利益诉求多了,改革的风险增大,哪怕局部、细节、细微之处的改进、改善,往前迈出一厘米都要受到太多磕绊”---伍皓的这种窘迫感受代表了实际操盘的 官员们存在的一种心态,而这与公众的急切心态形成不完全对位状。

    新闻背景: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而早在2012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要“深化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同年6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要求各级政府推进机关后勤服务、公务用车和公务接待服务等工作的社会化改革,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如今正值务实、清廉之风正盛之时,伍皓能出于官员责任感出发,愿意成为公车监督的开路先锋,值得赞扬。在大改革之前,用一些微改革进行推动,无论效果如何,总是艰难的。能有勇气进行一些尝试,藉此来推动大的改革,对公众来讲就是求之不得的福音。

    他赞同做“微改革”、“推窗式改革”:即针对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实际地、一点一滴地推出改革的细微举措,不激进、不空谈、不急于求成,更重要的一点是:不超越现实。

    支持“务实派”的声音不算弱。比如《工人日报》:公车改革……如何评价其成效?如果压缩开支两成三成或四成,算不算成效?我们是看这个成效,还 是看公务人员拿到多少车补?最好“一分钱也不补,一辆公车也不留”,这样的期待并不现实。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在真空中推进,我们只能在利益相关群体的博 弈中选择最现实的方案。

    务实就是务推进改革之实,务解决现实问题之实。不改革,谈不上务实;瞎改革,是误了改革;作秀的改革,只会给真正的改革平添更多的难度。

    改革是该基于现实积极稳妥扎实推进,还是一蹴而就?这几乎是有关中国改革的“原命题”之一。

    同时,质疑也在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政府和官员的“自我改革”存在局限,会不会造成中国改革难以推进的僵局?

    《中国青年报》的评论说,不少领域的改革都缺乏外部压力,多是“自己改自己”,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和官员的改良自觉与道德自觉。如伍皓这样的“自我改革者”,并不真正习惯被批评被质疑,“一遭遇质疑,便会撒娇甚至立刻赌气似地回到不改革的状态”。

    这篇评论说:“改革不是对民众的施舍,也不是恩泽,而是为官者的责任和使命,你不改,外界的力量就可以就会强迫你改。收起那些小脾气小情绪吧,民意的力量不容小视。”

    危机感哪去了?

    如果说“自我改革者”的道德自觉还不足以打破深化改革僵局,那么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方?

    2011年,北京大学[微博]教授张维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改革需要危机感,而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后,我们的危机感没有了。

    “大家没有了危机感,更多的开始追求内部的平衡。大家更关心的是利益分配的问题,但是利益分配肯定有不均的状况,加上市场本身发展也会造成不平均,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拿多了、自己拿少了。”他说。

    就如伍皓等人所感受到的,改革者要动自己的奶酪,很可能吃力不讨好,“学者们宏论连篇,而实践者哪怕迈出一小步,都有付出百倍的艰辛,都要随时做好倒下、牺牲的准备。”改革的一个难点在于官员自身,而改革又必须由官员执行---这成为一个悖论。

    谈及改革动力,许多人往往会回溯中国启动改革的时代背景,那时整个社会面临的深重危机成为改革的推动力。

    事实上,中央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强化官员的忧患意识。2011年7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提出了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 险),并指出“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今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强调,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 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懂了的就努力创造条件去做,不懂的 就要抓紧学习研究弄懂,来不得半点含糊。

    习近平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 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也许,一些官员对于改革的态度支持了张维迎的判断。

    王占阳说:“80年代的改革是官民共识,是普遍的。现在的情况是,在涉及自身部门和地方利益乃至个人利益的部分,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官员对改革的态度就不是那么积极主动了。”

    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报道:在上个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特别强调了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近年来,“裸官”成为反腐倡廉工作部署的重点之一,并持续加码,其原因不难理解:舆论始终质疑“裸官”对国家的忠诚度,这一群体对于改革方向的坚守与态度容易让人打上问号。

    倘若“不改革”成为选项

    在上述采访中,张维迎还谈到懈怠改革的另一个心态:“原来大家说我们不能害怕改革犯错误,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现在慢慢变成可以不改革,但是不能犯错误。”

    中央党校曾连续多年对在学校学习的地厅级官员做过名为“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问卷调查,尝试对干部的改革心态进行摸底。媒体曾对 2005年10月进行的调查进行过公开报道。调查的多项结果显示,官员们对于社会焦点问题的关注与舆论的议题有高度重合。不过,一个数据值得注意。在连续 7年来的调查中,“保持社会稳定”始终被认为是改革顺利推进的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贯重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长期的政治稳定,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不过,随着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增多和维稳成本的增长,学界开始对维稳至上思维提出一些质疑。

    清华[微博]大学[微博]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曾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认为,最近10年,出现了“借维稳拒改革”的苗头。

    对于搁置乃至拒绝改革的态度,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学界认可的实际上没有多少,“但关键是中国已经有沉淀下来的既得利益之后,确实需要这方面的研究”。

    “本来应该思考怎么改革,却还在想该不该改革,甚至对改革的必要性都产生了怀疑。有的人甚至琢磨用什么理由来规避本部门的改革,这可能丧失改革的良好机遇,造成改革过度滞后。时代潮流向前发展,民众诉求向前发展,落后于时代,结果是危险的。”王长江说。

    2012年2月,《人民日报》曾通过评论说“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似是对这种心态的回应。

    相比被公认为改革阻力的部门利益和既得利益,随着一些热点事件的发生,舆论开始更加全面地审视“既得利益集团”这一概念。

    王占阳说:“80年代对于改革的争论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而现在的争论首先集中在利益问题上。”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利益多元化的诉求导致了对改革的分歧甚至是对立因素增加。数月前发生在北京、上海等地因异地高考[微博]政策引发的本地人与外地人的论战,显现了当下中国社会改革心态的复杂性。

    “你只要在这里就是有既得利益,你是北京户口,不愿意外地人在北京参加高考,你没有既得利益?没有的话,你为什么反对?不是要简单地找一两个假想敌。”经济学家华生说。

    王占阳说:“大众的心态仍然是由利益关系主导的,这种利益关系在面临不同的问题时会出现不同的变化。有不少问题在知识界向公众解释清楚之前,是 很难形成整体性看法的。所以,我认为现在改革的主要阻力还不是普通公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仍然是特殊利益集团和公众之间的利益矛盾。”

    华生持有相似观点。面对一项改革的时候,谁会在公众利益、长远利益的砝码上加磅呢?

    激进—温和—激进

    关于民间社会对于改革的急切心态和激进态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有长时间的观察。他曾对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做了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当下某些群体对于改革心态的变化。

    在他的分析中,作为中国民间最重要的也是最早的一种思潮,自由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便带有激进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自由主义伴随着中国知识界 对极左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而出现。随着“价格闯关”的挫折与“官倒”引起的社会不满加剧,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又使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焦虑感进一 步升级,民间自由主义思潮也日益趋向于激进化。经过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的政治风波后,直到90年代中期,其主流走向理性务实与温和。

    左右思潮历来相生相伴,随着激进自由主义思潮的消逝,极左思潮亦渐趋式微,“两极思潮逐渐走向边缘化,极端思潮失去了影响力,大家对渐进改革有了期待”。

    但是,萧功秦注意到,对于改革的极端心态在近年来有复燃趋势。他向《瞭望东方周刊》分析说:“由于各种社会问题凸显,社会有了种种看法,结果就是左右两极重新开始有了影响。”

    萧功秦认为,左右两种极端思潮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提出了口号性的解释。激进的左派把改革开放中发生的种种消极现象解释为 “资本主义复辟”,认为只有再发动一次“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解决官僚腐败问题,要把中国拉回到改革以前的平均主义道路上去。激进的右派认为只要把西方发 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制度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这些口号性的解释,适逢互联网在中国兴起之时。“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都会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由于网络上情绪化、宣泄性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激进的话语往往能取得主动权。”萧功秦说。

    还要不要“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现在的改革,网络提供了一定的正能量。但是网络也使得中国的改革陷入了更大的复杂性,人们往往不得不重视民意,往往认为网络就代表了民意。事实上,只看网络并不足以判断整个社会是怎么想的。沉默的大多数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萧功秦说。

    萧功秦倡导中道理性的改革心态,并认为当下社会总体上仍然是温和派、务实派占多数。“十八大之后到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尽管中央基于治标治本的原则先推出了在治标方面可圈可点的新政,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就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激烈了。”

    在他看来,理性务实的改革,无疑是继续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

    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说法获得邓小平的赞同,进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最著名的话语之一。中央党校教授辛鸣称其为“中国改革最大的方法论”。

    然而,这一策略和方法在最近几年遭遇了少有的挑战。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人士,均表达过质疑。

    2012年5月3日一家中央报刊刊登某市市委书记的专访。他说:“当前推动改革比过去30多年任何时期都更加艰难。‘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时代已逐渐过去,理性改革和决策问责的时代正在到来。”

    在此之前的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某省领导说,改革初期是摸着石头过河,是碰到什么问题就改什么问题,到现在这个阶段就不能继续这样了。他建议,现在的改革需要在全局上、系统上来考虑,要有一个系统的顶层制度设计。

    相较来说,学界的讨论更加尖锐。

    2010年年底,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观点引人关注。在这个题为《未来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专访中,他说,十几年、二十几年以 前就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比东欧休克疗法式改革要更优的人,今天回过头来看,“他们下的结论如果说不是错误的话,也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他还说,“当 初以为经济改革完了以后可以进行政治改革,但是现在发现政治改革没有动力去支持了”。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的观点能够折射这一讨论背后的社会心态。他说,这个口号,不能简单否定,也不能简单沿用。他认为,之所以舆论将此问题提出,其担心在于:“在深水区里摸石头,就不容易摸着了,这个时候还过分强调摸石头,就是在阻碍改革推进。”

    习近平:摸石头和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澳门微尼斯人娱乐,而支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不在少数。

    张维迎就是其一。他说,“我觉得好多改革也不是完全能够设计出来的,所以现在顶层设计也不能太强调过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也是“摸石头”的支持者。

    他撰文提出:国内外大量经验证明,成功的政治改革大多谈不上什么“顶层设计”,多是逐步摸索,一路探寻,最终获得成功的。这在中国叫做“摸着石 头过河”。相反许多失败的改革倒是理论准备充足,事先言之凿凿,但实践起来却一塌糊涂,结果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甚至也对不起自己,被尴尬地留在了 历史的记忆中。

    萧功秦对那种质疑“摸石头”的舆论作了更深入的解读:社会为什么有疑虑?因为并没有真正鼓励社会去“摸石头”,没有真正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很多学者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有其合理性。如果没有目标,小打小闹的改革,可能造成原有体制的自利化。”

    王长江是顶层设计的重要支持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表述,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萧功秦的说法。“改革应是上下互动的一个过程。首先中央要给改革提供明确的理念思路,同时基层也要敢于放开手脚去探索。”

    “现在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一个关键性节点,必须要敢于触动权力配置背后的利益格局,对既得利益给出明确限制,否则改革很难推开。尤其要警惕一种现象,即一些部门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是在扩充本部门的权力,使得改革倾向于‘部门化’、‘碎片化’。”王长江说。

    2012年的最后一天,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在这次学习中,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如何“摸着石头过河”发表了看法。这是近年来党的总书记首次直接阐释这一问题,当即引发媒体聚焦。

    他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 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 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于改革的表述引人关注,李克强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而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意味深长。

    《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称,这样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而所谓“关联性”,正指向改革的挑战与现实。

    这篇评论说:“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险更大。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 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 境地。”

    评论还说,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常年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郑永年此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改革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政治的常态。“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应当是一条改革的 道路,而不应当是一条不改革的道路。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道路’是以往改革的产物,这条道路是否可以持续,就取决于进一步的改革。”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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